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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口红利再分配的新洼地《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16 01:15:30 阅读: 来源:鞍座厂家

打造人口红利再分配的新“洼地”

虽然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东宁县东宁镇农民刘淑月一家却已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当中,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劳动力本地就近转移让这户农民的腰包更加充实。“我们家有三口人在县里的企业打工,收入不算低,还能照顾家,比外出打工划得来。”刘淑月说。

来自市农委的数据显示,自2003年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来,我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于今年首次突破10万人“大关”,农村劳动力转移步入了本地就近的新阶段。

这既是我市近年项目建设质量提高,增加就业岗位的硕果,又是参与人口红利再分配,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信号。而如何把握这一阶段的特点,进而制定相应政策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本地就近化的引导,最终在人口红利再分配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也就成为受人关注的话题。

首次突破10万人“大关”

“再过半个月就回家,过完年不跑这么远打工了,就在牡丹江市里找个工作。”12月15日,远在大连的穆棱市马桥河镇农民史东升告诉记者,自己将辞职的决定提前告知了工作单位,目前正准备收拾大件行李,“归心似箭”成了他这几天最真实的写照。

史东升37岁,今年是他离开家乡到大连市当保安的第七个年头。他回忆说,当年一起出来打工的10多个同乡好友,如今一半已返回家乡,他们或在加工企业务工,或在农忙时节重握“锄头”打短工,有的还自主创业,当上了小老板。“看他们日子过的舒服,我也就动了回家务工的心思。”史东升说。

史东升和朋友们的经历并非个案,数据显示,自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以来,我市吸纳本地农民务工人数在今年首次突破10万人“大关”,超过了总转移人数的25%,占到了全市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7%。

“目前,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已呈现出本地就近的新特点。”市农委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主任伊钧梅说,从多个渠道掌握的信息看,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正从传统的北京、上海、大连等地回流,预计明年还有更多数量的农民选择在我市区域内就近转移。

“回家找工作,绝对不是冲动随大流儿。”提及离开大连的原因,史东升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他每月工资不到1900元,与牡丹江同行的年收入差减少至不足5000元;大连生活支出高于牡丹江,这进一步缩小了两地间的纯收入差距。此外,老人、孩子留守在家需要照顾,能够“常回家看看”也是他选择就近就业的重要原因。

“除了这些推力外,我市不断向好的就业环境也吸引了外出务工农民回流。”伊钧梅分析,近年来,全市项目建设质量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显著增强,社会服务行业更加繁荣,第一、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劳动力价格也相应增长,这为农村劳动力本地就近转移提供了现实基础。

“人口红利”再分配

在宏观经济学中,劳动力与土地、资本、技术并列为生产领域四大要素。而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形成较低的社会抚养成本,将为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人口经济学家将此称为“人口红利”。

在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转移后,为东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持续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包括我市在内的欠发达地区,却受到了农村劳动力不断转出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用工紧缺、留守儿童和老人等众多经济、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专家介绍说,过去十多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维度上一直在向经济发达地区进行,产业维度则向二、三产业上推进。但经济规律表明,一旦经济后发地区实现崛起,农村劳动力流向将出现逆转,进入农村劳动力转移本地化的新阶段。

对于我市,这一逆转的拐点出现在2008年。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需求急剧缩减。这场“风暴”对于我市农民工影响虽然有限,但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开始出现。

与此对应的是,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也实现了转型升级,由以往的鼓励向域外转移,到着力引导农民本地就近转移;由将农民培训成为各类技术工人,到向农民传授最新农业生产技能以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从而适应了劳动力转移发展的需要。

“我市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突破10万人,这个信号说明牡丹江步入了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并开始参与‘人口红利’的再分配。”专家表示,对于我市来说,农村劳动力回流,不但意味着各产业逐渐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将得到满足,为更多大项目落地创造条件,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还带回了先进的生产观念、一定的技术和资金、特殊的人脉关系,他们的回流将会促成东部地区向我市进行的产业转移,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此外,农村劳动力本地就近转移,更多地流向域内城镇,流向食用菌等农业主导产业的种植、养殖和深加工环节,还将有助于我市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为统筹城乡,建设一体化发展先行城市创造有利的局面。

完善政策强化“引力”

“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呈现出了本地就近的特点,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结合多个专项调研,伊钧梅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目前,我市仍有20万农民在全国大中城市务工,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55%。我市还有约5万农民在省内其他地市务工,占转移总量的14%。这些数字与年初一些县(市)出现的加工企业“用工荒”现象,共同说明我市吸纳劳动力转移尚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从微观层面看,我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意愿相对较低,与父辈相比,他们正值青壮年,拥有更高的学历和更新的消费理念。他们的“回归”,对经济发展无疑将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已基本遵循市场规律的今天,我市参与‘人口红利’再分配时应该更加主动。”相关人士表示,能照顾老人小孩、与当地生活开支相当的收入、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些因素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本地就近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强化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把握农村劳动力转移新阶段的特点,在“人口红利”再分配过程中处于领跑地位。

对此,专家认为,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应打出一套“组合拳”:

一是应继续通过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在引导农民本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向他们传授符合我市主导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技能。

二是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探索建立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消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就业培训、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强化吸引农民本地就近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让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务工农民乐于返乡,安于返乡。

三是站在城乡统筹的高度,我市还应将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结合在一起,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小城镇内生性发展,促进农村就业岗位开发,塑造农村投资和就业之间高效的传导机制,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同时,进一步制定完善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市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责任编辑:臧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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