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重构

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重构

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处在某种意义的困境之中。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将长期趋缓，而经济结构转型前途未卜；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虽走出了金融危机但步履维艰，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结构性减速。在整个世界都在进行调整的时候，主导全球经济几十年的全球化会向何处去？应向何处去？　　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金中夏先生的《全球化向何处去——重建中的世界贸易投资规则与格局》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

全书分为上、中、下篇和展望篇。上篇和中篇分别分析了世界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两个最新动向。　　一是全球和区域(诸边、双边)框架间出现复杂的竞合局面。受制于“一致性”决策机制的效率低下，WTO的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转而寻求建立区域或双边框架。这导致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建中出现了多边和区域共存的局面”。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全球框架承认区域框架并成立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CRTA)对后者进行审查，但是在实践中二者的管辖权存在着严重冲突，“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下，各个协议的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愈演愈烈。在处理这样的复杂矛盾时，我国选择了二者并重，既支持全球框架在世界贸易投资中的核心地位，又积极发起和参与区域谈判以发挥其必要作用。　　二是谈判议题范围的拓展和标准的提高。“在TPP、TTIP、TISA和中美BIT等谈判中，竞争中立原则、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国际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新议题被引入，农产品开放、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老议题则尝试更高标准。新议题和高标准既体现了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也体现了全球贸易投资发展的趋势性要求。”议题范围与标准的全面升级对我国确实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和挑战，但在根本上是与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相一致的，对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应以积极认真的态度迎接外部的压力与挑战，将其转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　　中篇对许多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全面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保护程度，认为既要加强对稻谷和小麦这些必需口粮生产的保护，又要根据比较优势开放部分农产品市场，这样“既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又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和保护环境资源，增加我国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和空间”。　　二是利用OECD-WTO增加值贸易数据库分析了主要国家、重要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深入探讨了更加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我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已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从前后比指标来看，中国前向联系明显不足，虽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深，但主要是进口国外产品并加工出口，即出口中包含过多的国外价值，后向联系过大。”未来，我国应主动构造“以我为主”的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中国在重点行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推动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利用原产地规则对我国形成的挑战。　　三是对电子商务、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等新议题进行了分析，既讨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信息跨境流动、个人隐私、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环境条款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也认识到这些议题在总体上符合信息技术发展、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等客观趋势。　　本书的下篇重点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为例进行了深入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讨论了TPP谈判进展、胶着点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在目前进行的主要区域贸易投资谈判中，TPP在相当程度上能代表世界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覆盖了绝大部分核心议题，部分成员国经济水平及产业结构与中国相近，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也很直接。”　　TPP的许多核心议题对于其多数成员国都构成了挑战和压力，比如农产品开放问题之于日本，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平行进口问题之于新加坡、新西兰，竞争中立问题之于新加坡、越南等。因此，追求高标准的TPP谈判过程将是漫长而艰苦的；在这中间，中国有时间和空间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TPP，甚至可以在做好准备的条件下直接加入TPP的谈判，“TPP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该严肃应对，但也不必惊慌失措，更不能陷入‘阴谋论’或‘围堵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国内市场以及与众多经济体已经或即将签订的FTA，都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谈判筹码。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TPP的潜在影响，得出以下重要结论：中国加入TPP“将成为最大的受益国之一，再一次释放‘改革红利’”；可以更好地了解国际规则发展趋势，“促使国内相关领域更有针对性地改革开放并转型升级”；我国企业和资金走出去的环境将大为改善；是我国和平崛起并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标志。　　当然，加入TPP的挑战与机遇并存，需要认真研究、积极应对。与此相对，不加入TPP不利于我国参与规则制定，不利于在其他区域谈判中讨价还价，未来的参加成本也将上升。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在其他自贸区谈判中取得的积极进展使我们的谈判筹码在增加，应当充分发挥这些优势。　　最后，在展望篇中，本书讨论了中国应对世界贸易投资规则重建的策略选择，强调了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上，“我国应该努力成为规则重建的参与者、贡献者和推动者。”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在新的全球化方向中，我们仍应当坚持开放。不过，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的开放不应当是不讲策略地一味放开，而应更强调积极地参与开放框架与规则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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